《诗江湖》小说专栏之——尹丽川小说

 

尹丽川


 

孙子找爸爸

 

一.虎头 2020

孙子在二十岁那年的一个傍晚,端了碗面坐在门坎上,边吃边看夕阳。吃完面他听见呜咽的古琴声,就回头看他依然美丽的母亲孙娘:妈,你弹的真好。

孙子的家安在山腰上。此时面朝山野,残阳滴血,琴声如诉,孙子心中浮起一种模糊的情感,却不知怎么说出口。从小孙娘教孙子识字,只教些实用的词,例如碗、面、吃、太阳。从不教无用的词,例如伤感、遥远、凄凄惨惨戚戚。要是一个文人在山腰处吃了面看了夕阳听了琴声,可能来一句人生如梦或者似水流年。孙子却只叫了一声:时间。很有点后极简主义的味道,然后转头问:妈,我多大了?这时孙娘弹完了一曲“高山流水”,也走到门坎,坐在儿子身边,掐指一算:可巧,你今天二十岁了。孙子无师自通地说,时间真象门前的那条水沟啊。妈,我要去大城找爸爸。

这时候,邻山的李巧儿开始了例行的每日一歌。只听她婉转唱到:太阳下山喔喂,哥哥和我玩哪。妹妹的辫子长又亮,你愿摸来还是香李巧儿是远近山村闻名的大美人,年轻小伙子一听到她的歌声,都纷纷在自家山头唱开了。平日里,孙子准扯开嗓子大叫一声巧儿妹妹,但此刻却置若罔闻,只是凝望母亲。孙娘一看儿子心意已决,叹了口气道:你要找真爸爸还是假爸爸?

 

二.差错 时代背景

孙子二十岁那年终于启程,登上了通往大城的路。走之前他爷爷孙老子再三叮嘱,咱们这儿小国寡民惯了,搞不懂城市的人事纠纷,要多多忍耐才好。我以前看过的香港电视剧里,哪个英雄不是先挨打再出头的。孙子答应着往外走,孙娘一把拉过他的手,我的儿!我这辈子就你这么个依靠,可不能出什么差错啊。孙子心想妈你活得有滋有味的,情人换了好几个,怎么就我这么个依靠呢,当下不好反驳,陪笑点了点头。孙娘递给孙子一袋熟鸡蛋,抹了把泪:你爸爸手臂上刺了个“酷”字。关于你爹,我就知道这么多。关于城市,你去了就知道。

孙子于是左肩背着军挎,右肩背着一袋子鸡蛋,吊儿朗当地上了路,其视觉形象,很有点象二十年前安徽农民去北京打工。所幸这会子今非昔比,早没有了阶级之别,城乡之差。更重要的是,没有了户口局和签证处,去哪里都不再需要证件。关于此必须作一点简单介绍,自从学校关了门,年轻的一代都不再看历史书。二十年前发生的事,对于记忆已经过于久远了。

众所周知,整个的人类,总是因了差错才变化的。时间本来可有可无,那个叫玛丽亚的处女生下了孩子后(当然,这种光怪陆离的错只能发生在西方),西方人心中一迷茫,就非给全世界人民树立了时间的概念,公元年就这样开始了。阶级的消灭本来任重道远,也只是因了一个差错,共产主义就提前来临了。这差错说来可笑,不过是电脑里闹了一场千年虫灾。在我们上一个千年的末期,电脑是最主要的生活空间,家长带小孩去动物园不用出门坐车,只需打开电脑,孩子就可以给狮子喂食了。那时候一切井井有条,科技蒸蒸日上,国家之间或者打着小仗,或者谈着经贸条约,一切都在进行发展之中。然而到20000点那一刻,电脑里群虫乱舞,天下大乱。软件纷纷暴动,几千颗卫星发射错位还在其次,所有证明人身份的数据资料全都烟消云散。也就是说,公安局不用再存在了。

自古世上发生暴动,或曰起义、革命、逼上梁山,总是有吃亏的有受惠的,但这次因为没了身份,全都摆平了。银行的钱在帐号上到处乱窜,许多人一夜之间成了亿万富翁,但没有身份,谁也取不了钱,银行就永久性地关了门。还有在美国担惊受怕的黑户,乍一想没什么可怕的了,就大摇大摆走上街,再一想既然美国人的身份不值钱了我他妈还在这儿受什么罪,又哭着闹着要回国。在美国机场每天可见很多这样的人,听说其中黄皮肤黑眼睛的居多。飞机被虫子一闹也不灵了,没人敢开。要回国只能坐船,需九九八十一天。大家又都看过《泰坦尼克》,不敢坐船,只能叹口气怨当初目光短浅。

失去身份闹出的乱子实在太大了,大得没有办法管,主要是没人管,谁也不听谁的。一开始有些人在争,你说你是法院院长,我说我是妇联主席。说这些话的大多是没当过官的平民好事之徒,真的院长主席乐得回家睡觉去,反正没什么油水,银行不在了,工厂停了工,商店店员把电视往家搬,建筑队住进了自己新盖的房。世界各地国家之名虽然还在,但和从前不是一般光景。没有军队、法庭和警察,也没有税收,一帮闲人天天在政府大楼磨洋工。首脑们先是相继告老还乡,可当了这么多年总统总理,对人指手划脚惯了,在家乡没有人缘还受气,颇为寂寞,又纷纷回到政府大楼,权当老干部活动中心。亚洲活动中心以棋类、牌类为主,欧美洲风行高尔夫球。这一结局除了美国的前头目小柯,大伙儿都很满意。小柯自忖年纪还轻,觉得中老年运动不够刺激,意欲组织中年梯队搞拳击大赛,没人响应,心一冷辞职打道回府,计划写自传赚点外块。小柯翻出陈年情史,添油加醋一番,直写得自己都脸红心跳。没想到人家出版社看都不看一眼文稿。社长说得合情合理,你又不是总统了谁还关心你那点破事儿,我这儿三极片多的是。结果小柯反而买了两张毛片回家。

孙子就是在虫灾爆发的那一刻出生的。当时流行倒计时和大抽奖,谁的孩子在千年之交出生,谁就可以得到奖励。当然,这里的孩子不包括私生子,必须是婚姻内的果实。至于这小果实是不是正经夫妻交欢而来,倒并不那么要紧。婚姻是国家给的名份,夫妻是男女之间的名份,国家名份显然高于一切。为了获大奖,全国城乡二十岁到四十岁的已婚女子纷纷拉丈夫或者情人上床,未婚的也赶紧怀上再找个男人结婚。那时一切都很严格,基层组织完善,别说查你结没结婚,就是查你如厕是否节约卫生纸都没问题。孙子的妈妈孙娘为了拿奖很是吃了番苦,先找了个人怀上孙子,又嫁了个人给孙子当爸爸,预产期明明在10月非要挨到1231号,又从31号早晨挨到晚上。世纪末最后一刻孩子倒是生下来了,但孩子的身份无法输入电脑注册。谁都知道,没有注册就没有身份证,没有身份证就没有身份,没有身份就等于不存在。

 

三.大城

在孙娘从前居住的大城,虽然有几千人(现在还不知道是谁)因为失去身份悲痛得上了吊,但很多人看起来却兴高采烈,尤以城市里的农民为最。消息传出的时候,有个叫受气包的河南农民正在给市民赵小姐称一捆青菜,一听见这事菜也不卖了,推着三轮车一气跑回了河南老家。那天晚上没有青菜吃的赵小姐一通乱骂骂这帮农村人好没良心,正在洗碗的安徽小保姆听清原委,把碗一摔,挥挥手也走了不带走一片都市的云彩。诸如此类的事情比比皆是。既然人人都可以自由行动,想去哪儿生活就去哪儿生活,就没什么人愿意动窝了,已经生活在别处的基本上返回了老家。不少人私下抱怨当初怎么没多些人出国,现在人均占地面积也好宽松些。

既然没了身份证,结婚证、离婚证、复婚证也都不管用了。等等婚姻证件不管用了以后,还愿意做夫妻的,不剩下几对。许多的丈夫离开了妻子,更多的妻子离开了丈夫。孙娘就是其中一位,扔下临时丈夫,带着孙子,搀着老子,走回了老家的深山老林。留在大城的人,大多是没经过什么红尘,也就没什么可看破的人,也就是说,穷人和没谈过恋爱的人。留下来的人还渐渐发现,女人失去身份并不影响她涂脂扑粉,男人失去身份照样洗桑那唱卡拉。大城人想清了这一点以后,又欢欢喜喜地过上了日子,而且彻底换了个活法。从前人人为声名忙碌,现在丢了身份,没有了高低贵贱之分,上进就成了最可笑的事。那些懂得赶潮流的服装商,忙把以前印了洋文的T-shirt改了,印上“及时行乐”、“不求上进”、“我玩故我在”“我喜欢多夫多妻”之类的时髦话。人们尝到了无名无份的甜头,总结了以往经验,约法三章:不开会,无名份,无法无天。

孙子来大城寻父的时候,大城人民已经平平淡淡才是真地过了二十年了。二十年来风景如一日,仿佛有架摄像机远远地监控着,市民们不厌其烦,重复排练上演。卖炸臭豆腐的老张每天早晨九点准时挑了担子下楼,往楼门口一站,扯开嗓子:炸臭——豆腐,越臭——越香。靠赌钱为生的刘二邦,凌晨摸回家睡觉,黄昏时分下床,洗把脸,吃口剩饭,又浑浑噩噩地出门赌。每天凌晨,刘妈妈一听见儿子鬼鬼祟祟的声音,总是骂一声:小混蛋,又输了吧。这骂声从来没有改变过。刘二邦从没想过这辈子除了赌还会做别的,卖炸臭豆腐的老张也没想过开个臭豆腐公司,把臭豆腐出口到法国人的餐桌上。“发展”这种词在2020年,好象民国时期一位满清遗老的辫子。西方人曾经引以为荣的精确的时间概念不复存在了,起码大城的男女老少习惯抬头看看日月星辰,估摸着时辰吃饭做爱睡觉。阴雨天家家户户都闭门不出,孩子们找出角落里的闹钟,上满弦当玩具。时针的滴嗒声和着风雨,中老年人们听上去很有些怀旧,遥想当年每天清晨,无论风雨,提起公文包疲于上班奔命,不禁对儿孙感叹:你们才是幸福的一代啊。

大伙儿虽不再热火朝天地搞经济建设,大城却丝毫没有败落的迹象,依然繁华如昔。这集中体现在某些自我发展得热火朝天、甚至如日中天的行业,包括饭馆、妓院、赌场、丐帮、武术馆。这说明食色赌懒争,性也,也说明发展和人民的幸福并不一定成正比。孙子进城的时候看到的就是一幅大城人民其乐融融的标准照。密密麻麻的小吃摊子铺满了整个街面,街边的门脸房都标着“赌”或者“武”。街上行人以极慢的速度移动脚步,反正没什么可着急的嘛。天上地上飘散着各式各样、懒洋洋的喧嚣声:叫卖声,吵架声,洗牌声,哈欠声,打情骂俏声。路两边有不少人扎堆,包括下棋的堆,打牌打麻将的堆,掷色子的堆,打毛衣的堆,斗蛐蛐的堆,还有什么也没做,围在一起晒太阳的堆。除了人堆,另有人行人列。一些穿得花花绿绿的姑娘和少年,分散着站在路沿,成行列状。姑娘们见到孙子就开始叫:先生,进来坐吧。看到没反应就换了称呼:小哥,刚进城吧,一个人多寂寞哟。有位姑娘大声地嚷:酬宾价,八折啦!别的姑娘一听,纷纷叫开:我们这儿礼物大派送,嫖二送一。孙子在深山里长大,哪里见过这等轰轰烈烈的排场,不禁红了脸,使劲儿挣脱了十几双伸过来的玉臂。旁边的少年们见了,对姑娘们说:你们别叫了,没用。然后各自对孙子抛媚眼:兄弟,到这边来,咱们说点知心话。

 

四.民心

孙子是个二十岁的少年,并不因为和李巧儿在山坡上胡闹过几回,他就会变成男人。这个少年在他感到时间流逝的瞬间,起意远行。这实在没什么新鲜的。送行时爷爷和妈妈都哭成了泪人,孙子表面上依依不舍,心却早已飞到千里之外。这也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模一样。出发前孙老子再三提醒孙子躲开两种人,笑得让你骨头发酥的女人和友善得让你死而后已的男人。这些话,此刻自然也被当成耳边风。

现在一位徐娘站在艳阳天下,看见孙子脸红比得了钱还兴奋,一把将他拽到怀里:小哥,看你不象本城人。好不容易来了,至少得做个按摩。孙子被女人热气腾腾地一搂,额上直冒汗:好姐姐,我是来找人的。徐娘:对啊,找我就对了。孙子:我找我爹。徐娘:找男人?男人都在我们满香楼。不行,我妈叫我去市政府。市政府?我们满香楼里有的是。

满香楼里香雾缭绕。徐娘把孙子带到一扇门前,浪声说:去吧。去完市政府,可得去我那儿啦。孙子一看,门前坐着个老头,脸上皱纹堆得象个胡桃,门上确实挂着市政府的招牌。老头伸出手指,颤声比划说:两毛。孙子交出两毛就推开了门。

众姑娘少年见徐娘把孙子拽进了满香楼,不免相互搓呀,姜还是老的辣。但只过了两分钟,一条人影就从满香楼里窜出来,接着踱出几个满香楼的保镖,不紧不慢地叫道:抓人哪,有人耍赖啦。保镖们的从容不迫是可以理解的。满大街的人都在等待出事,一听见抓人,都打起精神,呼地朝孙子涌过来。

 

林忠贤自幼体弱多病,天天拿着望远镜,从楼上观测楼下的风景,现在他的镜头中出现了一群争吵的人,于是收起望远镜,仔细抹了一把头油,不慌不忙地下了楼。

孙子和满香楼的几个保镖正处于争吵的中心,一伙儿人在旁边笑眯眯懒洋洋地观看。拉客引起的纠纷在大城原本稀松平常,所以看官们的劲头也不是很大。只有孙子显得有些激动:大爷大妈,大叔大婶,你们评评理。我找的是市政府,他们拿厕所来冒充。一听这话大伙儿评了理:小伙子,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找市政府,人家带你去厕所,天经地义。一位老大爷比较慈祥,看孙子一副谔然的模样,耐心解释道:你不是本地人吧。这里有一段故事。

这段子周围的人都听过几百遍了,但还是耐心地竖起耳朵。因为大城人的时间永远都花不完,只能重复着花,或让别人帮着花。老大爷讲了起来:二十年前,市政府是全城管事的大妈,事无俱细,操碎了心。后来天下太平,没事可管了,府上的人当了回大爷,下下棋,打打牌,把市政府改成了棋牌馆。可这家棋牌馆竞争不过别人家,老同志们年纪又大,不能干别的,总得有口饭吃,就把棋牌馆又改成收费厕所,坐在椅子上打磕睡就能收钱。可市政府有七八十个老同志,一幢收费厕所两个老头就够了,不能一棵树上吊死,老同志们就分散到各处看厕所。城里人尊老爱幼,把看厕所的工作全交给了他们。府上的人曾经都很有威望,他们往厕所前一坐,厕所就有了市政府当年的气派。当年咱们哪敢随便进市政府啊,现在觉得上厕所很光荣,就把厕所改名为市政府。

满香楼一个长马脸的保镖接过话茬:徐娘这丫头以为你内急,也是一番好意嘛...

孙子本来心悦诚服地点着头,听见这话又激动了:不对呀,她骗我,她明明知道我不是大城的人,你们也知道...

早混在人群中的林忠贤终于有了插嘴的机会,扯开细嗓门,慢条斯理地说: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说咱们大城人都在骗你?

周围的人立刻警觉起来,转变了懒洋洋的态度,包围圈严实了许多。满香楼的保镖们更是摩拳擦掌:胆子不小,敢骂咱们是骗子。孙子忙分辩道:我没说你们都是骗子...

林忠贤笑咪咪地:哦,原来咱们大城人不都是骗子...

年轻男人们已经开始磨牙。妇女们边打毛线边叽叽喳喳。

孙子慌了:我没这么说,你们可得讲理。

林忠贤尖声地:你没说难道我们诬蔑你?难道我们大城人不讲理?大伙儿评评看!

林忠贤的嗓音虽然纤细,分贝却极高,穿透力也极强,声波飘到三里之外。街上的男女老少一听,齐声发出“他妈的!”。孙子他妈经常说“他妈的”,她一说孙子就知道大事不好,连忙跑到外面去玩。现在一听到这三个字,孙子本能地从人群中瞅准一个空档,钻出去就跑。林忠贤大乐:畏罪潜逃!没错他干嘛跑啊!这次不用他提醒,众人早就撒开了脚步去追,越追越觉得追得有理。城里人是走路一天天走大的,山里人是在山上跑来跑去跑大的,按理说城里人怎么也追不上上窜下跳的孙子。但大城有个词叫人多势众,对付本族人常常很有效。靠着群众优势,总算把孙子重新包围在人墙之中。人墙越缩越紧,被圈在中心的孙子一看跑不出去也就安静下来,再一看众人的脸色不禁吓了一跳,人人脸上兴奋莫名,有些人的眼睛红得发光。

看到这种局面有一个人最为得意,当然就是林忠贤。体弱多病的他自幼躺在床上苦读历史政治,虽然越读越瘦得象一根麦杆,对于历朝历代掌权或夺权的秘诀却早已熟烂于心,知道归根结底,就是“民心”二字。掌权的酒足饭饱之余对民说几句贴心话,为民的就感激涕零。夺权的对民一煽风点火,立刻就民心所向,众望所归。如今城泰民安,林忠贤空长了无数心眼,一腔抱负无处使,好不容易有个煽风点火的机会,当然要小试牛刀,走群众路线。一试之下,果然团结就是力量,满街大城人皆义愤填膺,其激烈程度超过了林忠贤的想象。这是因为林忠贤长期痴迷于书本,精神有所寄托,对大城人民的精神状态了解不足,体会不深。多年以来,大城人表面上一副其乐融融之态,内心实已到了崩溃的地步。堆积成山、无处可泻的无名火早就烧得难受,大伙儿不会放过任何一次撒火的机会。

 

       五.无名火

只要不是神仙,就肯定有火气。人当然不是神仙,人有两种火气。分为有名火和无名火。输了钱挨了打的人心里有火,心里烧的是有名火。赢了钱打了人还一脸哀怨的,心里烧的是无名火。孙子来到大城的时候,城里人心里各种火正烧得慌。二十年来,大家每日按照程序,该打牌的打牌,该要饭的要饭,该做皮肉生意的做皮肉生意,自由得不知所措,舒服得无地自容。现在经过林忠贤的点拨,大城人自觉挨了孙子的骂,以有名火的名义,大可发作无名火,自然人人雀跃,眼露凶光。

孙子见势不对,情急之中想起了爷爷教授的话:大爷大妈,大叔大婶,小弟初来乍到,有什么不对的,请多担待。小弟早听说,你们大城人是很讲理的。众人果然脸色稍霁,开始七嘴八舌地讲理。有人云:我看这小子还算礼貌。一保镖说:那也得先教训一顿,不然他不知本城的厉害。一楞头青附和道:对,好久没打架了。此言一出,立刻招来他人指责:胡扯,谁愿意打架,我们在讨个公道。林忠贤纠正说:主持公道,关键看他来大城有什么目的。

我来是——孙子一张口就被打断。问你了吗?没问。没问就闭嘴。孙子只好闭嘴。众人众说纷纭,讨论了半天没有结果,内部争执起来。许多人翻出彼此的新仇旧恨,当场对骂。孙子数次解释自己的来意未果,站得腿都木了,也没人理他,索性躺在地上。已是正午时分,阳光如丝绒般裹在身上,孙子很快睡着了,打起酣来,梦做到一半时被人推醒,大伙儿忿忿然:说你的问题呢,怎么躺下了。孙子只好站起来,大伙儿的矛头重新集中到他身上,过一会儿又把他忘了。

林忠贤虽然熟读史书,于心理学却一无所知,不知道自己从小就烧了一团无名火,表现为喜欢整人和兴风作浪。关于无名火还有一点补充。有些人发了无名火就想管人整人打人,有些人发了无名火就想被管被整被打。北方口语说得好:欠揍。还有一个字全国通用更是精辟:贱。大城武术馆里,申请挨打的比申请打人的多得多。关于此节林忠贤日后才会明白。现在他毕竟缺少实践经验,点了把火后不知道如何疏导火势,眼前杂乱无章的局势显然与他的抱负相去甚远。他凭直觉想,要是来个流氓打手就好办多了。

 

刘二邦来到大街上看热闹时,已是近黄昏了。他昨晚输了钱,回家一觉睡得昏天黑地,这才悠悠醒来,听见外面的吵闹声,趴在窗边一看,地上乌压压躺倒了一片。二邦一阵心花怒放,太好了,出事了。鞋都来不及换,踢踏着拖鞋就急急地下了楼。

此刻街上的景色是这样的:一个大圈子,外围的人掂着脚尖往里看往里钻,里面的人正往外涌,嘴里嚷着让一让饿死了或者让一让方便一下,最里圈的由于持久辩论过于劳累,都改为坐式和躺式,有人在小憩,有人抽着烟思索,有人正吵个不停。处于圆心的孙子也被批准躺下,正在半梦半醒之间。

此刻刘二邦的心理是这样的:昨晚输钱点燃了一团有名火,看见乱子又烧了一团打架闹事的无名火。他扒开众人,三下五除二,穿过半径,冲到圆心,嘴里不干不净着:他妈的谁在撒野?隐藏在人群中的林忠贤一瞧来人模样,年轻、目光迷乱,显然不学无术,踢踏着拖拉板,心中喜悦,尖声说:小伙子,有人骂咱们大城人不讲理,还骗人呢。

刘二邦:打丫呢!丫在哪儿?

一只羼弱的白手臂伸了伸:那儿!

孙子隐隐约约听见“骗人、讲理”的字眼已经醒了一半,再听见“打”字赶紧跳起来,转眼间瞥见一只不明飞行物朝自己飞来,亏了身体灵巧,急向旁边一闪,躲了过去。刘二邦脸上一红,脱下另一只拖鞋扔过去,又被孙子躲开。孙子也不是省油的灯,年轻气盛,心头也上了火,把爷爷的教诲丢到一边,冲过来和刘二邦厮打。众人不禁抚然,把各自的口头工作放下,专心看热闹。林忠贤更是连退三步,在后排静心观察局势。

此时许多小贩穿梭于人群中,叫卖冰激淋、爆米花和瓜子。报童也异常活跃。这些人平日里没什么生意。二十年前他们的父辈倒是在电影院很有市场,还被当时的领导誉为“有民族特色的小买卖”。电影厂也感激他们帮助稳定票房。后来没人再愿拍电影了,电影院年复一年放些旧片子,没什么人看。报纸多年来也卖得不好,主要是内容无聊,美国总也不打仗,名人们失却身份,也就不再制造绯闻丑闻。大城的影院小贩和抱童们只有天天等待大街上出事。就象此刻。看热闹的人总喜欢嗑嗑瓜子或看看报纸,报纸看完了还可以垫着坐。看热闹可是一门学问,《辞海》2010年版注释道:看热闹:大众必修课,益劳逸结合,可修身养性。

林忠贤最懂的就是修身养性。他在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同时,正舒舒服服地吮着一个冰激淋,手里还拿着一张报纸。他的报纸除了看和坐两个功能,还可以在说错话时用来挡脸,然后问周围的人,刚才谁说了蠢话。此时圆心处坪砰作响,拖鞋、石子、草帽在空中飞来飞车去,“哎哟”声不断。林忠贤觉得今日的冰激淋分外的香甜,舍不得几口吃完,伸出舌尖一圈圈地舔,奶油也被他的缠绵弄化了,软软地滴落。这时“啊”的一声凄厉地响起,一条人影从空中划过,受地心力的吸引不得不摔落在地。众人不免也发出“啊”的一声,不过一点不凄厉,颇为婉约。再一看,躺下的人正是刘二邦。孙子仍站在圆中央,气喘嘘嘘,脸上不免有得意之色。

近年来武术教头们日渐走红,因为在没有警察和军队的时代,人们照样喜欢用武力解决纠纷。所以在没有警察和军队的时代,人们最爱慕的就是个人英雄。看见孙子少年得志,林忠贤一口吞掉剩余的冰激淋,果断而迅速地调整方针,痛心疾首地指着赖在地上的刘二邦:这个小青年太不懂礼貌。人家外地人初来乍到,他不分青红皂白,上去就打,把咱们的脸都丢尽了。众人一想,可也是啊,皆点头颌首。这时人群中传来一个温厚稳重的声音:这位先生所言极是。大城自古乃礼仪之邦。林忠贤心中一惊:城里除了我,难道还有高人?

 

       六.第二种人

       第一个看见老备的人,是赖在地上的刘二邦。二邦先是心中一喜,表叔来了,忙挣扎着坐起身,再一听他说的话,又倒了下去。老备一步从他身上跨过去,看都不看他一眼,径直走到孙子面前,弯腰深深一拜:先生贵姓?孙子受宠若惊:我姓孙,名子。老备道:孙先生受惊了。鄙姓刘,名老备,这是我不成器的侄儿刘二邦。我代表二邦请您大人不记小人过。您打得好,教训得对。说罢单腿跪下:您不原谅,我就不起来。孙子慌了手脚:刘先生快请起。老备谢过孙子,站起身面对众人,再次弯下腰去,声音哽咽:女士们先生们,孙先生是远方来客,大城礼仪之邦,不能丢了传统美德。若是孙先生无意中得罪了各位,我愿承担一切过错,以本人开的十八家饭庄为抵押,但请莫再为难远方客人。老备说完这番话,弯下去的腰身才直起来,脸上分明挂了两行清泪。

       孙子从小到大,还没见过这么可亲的人,只觉得一肚子心里话都想对他讲,还未开口已是热泪盈眶。老备忙握住他的手:孙先生,有话好好说。孙子调顺了气息:刘先生,我从小没见过我爹,我妈说他在大城,我是来找他的。闻此言老备神色庄严,猛然间后退一步,深作一揖:孙先生请再受我一拜!如今世风日下,难得你有如此孝顺之心。你放心,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一定帮你搞掂。孙子眼中打转的泪花终于滚落下来。老备见状清泪愈加飞扬。众人见状皆不胜唏嘘。连躺着的刘二邦都被感动了,惭愧万分,又想起昨日输钱的伤心事,突然间悲从中来,嚎啕大哭。满香楼的保镖们一看大势已去,领头的过来对老备抱了抱拳:弟兄们听信妇人言,险些坏了大城的声誉。早听说备爷的仁义之名,今日一见,果不其然。咱们心服口服。撤!

慢着!老备此言一出,众保镖谨慎地停下脚步,戒备地转过身来。但见老备一脸赤诚慊卑:保镖先生们,眼见天色已晚,就请去舍饭店用餐唱卡拉,如何?在场各位,今儿我作东,请大家赏个脸,热闹热闹,也为孙先生压惊。孙先生,可好?二邦,赶紧爬起来,呆会儿陪孙先生喝杯酒,赔个不是。

一场恩怨和平解决,众人发出了一片欢庆赞美声。刘二邦的赞声最响亮因为最真诚,正愁晚上吃什么呢。孙子的赞声最不响亮因为最发自内心,感动得一直呜咽,表情哭笑参半。林忠贤的则最为持久。若不是一直笑着赞美着,他肯定会哭出来。天外有天。

      

老备的第十八号饭庄中西合璧,富丽堂皇。大厅前方一樽洁白如玉的维纳斯,后面一排风尘仆仆的兵马俑。四壁悬着一圈红灯笼,中心吊着一盏意大利米兰诺的水晶灯。北墙有郑板桥的字,南墙有毕加索的画,东墙贴最新版香港十大美女,西墙挂廿世纪普利策摄影佳作。安迪.沃霍若是复生,定会自愧不如,金盆洗手。

众人纷纷落坐。老备让孙子坐了首席。孙子一再推让,耐不住老备一再坚持。服务小姐着大红旗袍,个个如花似玉,身轻如蝶,端着菜盘飞来飞去。菜肴之丰盛,自不必说。单说酒就够得上从前中美合谈时的国宴级别,茅台、五粮液、人头马、轩尼诗,高矮胖瘦亮晶晶的瓶子,随意置在桌上。孙子何曾见过这等繁华,目瞪口呆,不敢动筷。老备和蔼地拍了拍他的肩:饿了吧,趁热吃。又招呼大伙儿:吃完再聊。刘二邦第一个举起了筷。在最不引人注目的一个角落,林忠贤也心事重重地抓起了筷子。

酒过三巡,已是满地狼籍。老备挨个敬酒,“大哥”“兄弟”的衷肠话满天飞,大伙儿爽得东倒西歪,纷纷和老备掏心窝子拜把子称兄道弟。孙子初次喝这么多酒,眼睛也红了,拉着老备的衣角:备哥,我交了你这样的朋友,没白来一趟。死了也值!备备温言道:孙弟,你寻父的事,包在我身上。我建议,召开全城大会,大伙儿为此事全力以赴!众人哄然叫好。年纪轻一点的悄悄问年纪大的:听说从前老开会,好玩儿吗?年纪大的趁着酒兴;好玩儿,好玩儿!只有坐在最末首的林忠贤嘴角凝着一抹冷笑。他也喝了不少酒,越喝脸色越苍白,眼看着老备双手执杯,低眉伏首来到跟前,无限恭敬地:先生是高人,老备是俗人,敢敬先生一杯!

林忠贤并不举杯相迎,冷言道:岂敢,我还有事,先告辞了!

老备忙道:先生留步。今日之事,老备观望已久,普城之下,只有你明明白白我的心。

林忠贤:哦,那你要召开大会,安的是什么心呢?

老备朗声道:我的心天可明鉴,全为了孙弟。

林忠贤阴阴一笑,扭头就走。只听身后扑通一声,老备一头撞在一个兵马俑上,摔倒在地,头上磕了个大苞。旁边的人大惊:备哥,备爷!你何苦如此,有什么事想不开的,兄弟们去摆平,虽万死不辞!刘二邦哭天喊地:表叔,你可是我们的主心骨啊!离了你我们可怎么办?孙子急奔几步,揪住一脚跨出门的林忠贤,拎小鸡一样拎了回来:你对备哥干了什么?

老备悠悠醒转过来,看见孙子揪着林忠贤,差点儿又急得晕过去:孙弟!快快放开这位先生。孙子虽不愿意,还是听话地松开手。老备凄然道:孙弟,不是哥哥不想帮你,只是这位先生担心得有理,人言可畏众位兄弟,开会一事,休得再提。好好喝酒吧!有人大怒:林忠贤,我就住你家楼上,我可知道你是什么货色!这么多年,除了生病就是看书。备哥,别跟这厮一般见识!老备不禁长叹一声:原来先生姓林,果然是知识份子。请兄弟们看在我的面子上,千万别为难林先生。林先生也是一番好意。先生走好!

林忠贤心里也长叹一声,遇到高人不服不行,就改变方针,一拱手:刘先生误会了。适才我要走,不是疑心,而是伤心!众人惊问:这从何说起?林忠贤娓娓道来:替孙兄寻父,召开全城大会,我双手赞成。只是孙兄有刘先生做主了,谁来给我们大城人民做主呢?这么多年,城里但凡有争执,从来没有过主持正义之人。原先我想,伟人难得,或许大城注定群龙无首。现在见了刘先生,才知道何谓仁义,何谓大公无私,何谓高风亮节,何谓翩翩君子。我原以为,召开大会,除了帮孙兄寻父,刘先生也可以大局为重,主持一下大城的事务。没想到刘先生一味推辞,岂不令人伤心!众人纷纷点头称是:林先生说到我们心坎儿里去了!林忠贤说的话孙子倒有一半听不太懂,但看众人脸色,知道是好话,也学着点头称是。

只有老备脸色苍白,正色道:林先生此言差矣!我只想为孙弟做一点力所能及之事。大城人民安居乐业多年,民主、自由已深入人心。大城不需要领头人,“主持”“作主”之话,我可担待不起。我若有此心,如同此杯!说完,老备拿起一个酒杯摔下。没想到杯子质地优良,竟然没摔碎。老备脸上晃过一丝尴尬。林忠贤忙打过岔:大家先喝酒吧。此事须从长计议。

 

七.后庭花开

那天曲终人散之时,老备在第十八家饭庄门口,弯着腰送走了最后一批客人。腰弯了老半天,酸得都直不起来了,老备边用手捶腰,边缓步穿过厅堂,踱入后花园。此时夜凉如水,繁星闪烁,风象蜜一样流淌,花香如雾气般弥漫。这时黑暗中划过一声冷笑。

老备心中一宽:我就知道林先生必有话说。

林忠贤:老刘,此刻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你还要绕圈子吗?我一无所有,自然惟恐天下不乱。你富甲一方,要什么有什么,你怎还不知足?

老备沉吟半晌,眼里涌出了泪花:苦啊!人民不幸福,我焉能独幸福!

林忠贤哑然失笑:我熟读大城志,人民可从来没今天这么幸福过。

老备幽幽地叹道:你虽然资质颇佳,毕竟年轻,还不了解人民的心理。人民若是没人管,烦得就没边儿了。人必须得有个身份,才好分出级别。有了上下级别,才能又管着人,又被人管,这样心里就踏实多了。为了管更多的人,人才会有上进心,生活才会充实,社会才会进步,大城人民的无名火才有机可发。你要多看看心理学和社会学著作,摸索治人治城之道我这一番苦心,苍天可鉴。我已人到中年,将来,这接班人的位置

经过后花园那一夜,林忠贤彻底拜服,回家刻苦攻读了三天三夜,终于悟出了兴城之道。之后林忠贤带领孙子二邦等一干人,在老备家门前跪请了三天三夜,请老备主持全城大会,一为帮孙子寻父,二为整顿城风。老备哭哭啼啼了三天,万般推辞不过,只得出面主持大局。其间林忠贤已用老备的银子雇来了全城七百家武术馆的教头,负责会场的安定团结。

没有一个人提到从前“不开会、无名份、无法无天”的约法三章。这是因为年轻人没有过去,而年纪不轻的人总是把过去给忘了。会议的结果人所共知。四十来岁的男人,有一半手臂上都刺了“酷”字,有三分之一都说认识孙娘。因为没有身份证制度,孙子不可能找到父亲。孙子便认了老备作干爹。老备发表重要讲话,“论身份”。结果人人从林忠贤手中领取了身份证。林忠贤接着发表次要讲话,“关于整风”。结果大城制订了法律,禁赌、嫖、枪支,实行一夫一妻制。然后,在武术教头的监督下,全城人民选举了城总统刘老备和城总理林忠贤。大城人民一看有了替自己作主的领导班子,皆感到一种久违的快感。

赌、嫖成了违法行为后,人民的赌兴嫖兴提高了百倍。买卖枪支的犯罪行为更是屡禁不止。一部分人在生龙活虎地搞婚外恋。当然,关键看主流。主流是,现在每个人都是跑着去厕所,生怕浪费时间。因为每个人都有了理想,都豪情壮志地往上爬,包括从前不思进取的刘二邦,如今也当上了公安局长。孙子和他早成了铁哥们儿,职务是军委主席,兼总统的私人保镖和干儿子。无论工作多么繁忙,每到周末,孙子都会去陪干爹玩麻将。总统府的麻将桌上,林忠贤比从前更瘦了,老备则一发不可收地发了福。对此,林忠贤时常苦谏:备老,要多游泳啊。您的健康,我们全城人民的幸福。

 

八.蛇尾。若干年后

这一年有一天,孙子和往常一样,正兢兢业业按老备的指导方针工作,无意间一抬头,透过办公室宽敞明亮的落地玻璃,看到外面忙忙碌碌的人群,正以极快的速度奔走四方。而办公室内,干爹送的一樽兵马俑,正一动不动。孙子心中浮起了一种模糊的情感,发了一个时辰的呆,然后偷偷出去牵了一匹马。

孙子日夜兼程,骑着马跑回从前居住的深山老林。漫山遍野,不再有一行人迹,一缕炊烟,安静得象一匹丝绸。恍惚之中,远方隐隐飘来一阵歌声:太阳下山哦喂,哥哥和我玩哪孙子纵马急奔向歌声的源头,只见山峰之颠,李巧儿穿着红袄骑在毛驴上。孙子大喜道:巧儿妹妹!那女孩嘻嘻一笑:大胆老流氓!敢叫我姥姥的闺名!说罢骑驴远去。

老备听说孙子擅离职守不知去向后,决意大义灭亲,撕掉了孙子的身份证,扔进了抽水马桶。孙子骑着马跑回大城时,守城的人只说了三个字:老头,滚。没有身份证和介绍信,大城的心扉不对任何人敞开。

城门外,古道边,孙子又累又饿,举目无亲,面朝远方山野,只有夕阳歪在空荡荡的天空上。这时,被城市文化熏陶已久的老孙子,象文人一般咏道,人生如梦,似水流年,我想妈妈了。

 

 

 

 

 

 

 

 

 

 

 

是谁教给我生活的道理

夏天将至的时候,我在北京朝阳区西坝河一套租来的房子中,已经快疯了。那会儿我经常打很长时间的电话,主要是跟我的男友谈感情。我们俩的感情基本上是被谈坏的。电话线拉长了有两、三米,我就在这两、三米的半径中画圆。我坐在一把黑色转椅上,时不时跳起来,边冲话筒嚷嚷边伸脚踩向一只快速爬过的蟑螂。我的眼睛异常敏锐,我的耳朵忙着听沉痛的表白和愤怒的驳斥,我的心在颤抖,"等一等",我说。一只蟑螂出现在离我三、四米远的书架上。我放下听筒,我的右手早就握着一团卫生纸,我扑将过去,它飞快地钻进了书堆。我早已胜不骄败不馁,接着坐回椅子上,拿起听筒,"你说吧。""我觉得你太自私了…"我的男友马上接茬他的控诉。
回想起去年夏天,刚刚搬进西坝河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多么轻松和飞扬呵。那会儿我们既比较有钱,又处于异性相吸的阶段,对将来还怀着具体的希望。我的男友住在北京远郊一所空荡荡的房子里。我们在颜料的香味和亚麻布的臭味中,紧紧地贴在一起,度过了一个迷糊的春天。春夏之交,他十分激动地说他要画一批新画。我十分激动地说我要办一个杂志。我还十分激动地看见了一只蟑螂。老实说,这只蟑螂深刻地影响了我的情绪,同时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爱情。我虽然住过不少破烂地方,相熟于老鼠蚊蝇,甚至还恍惚见过蛇(那时住在准农村),但就是没见过蟑螂,没想到这一年迎来了蟑螂元年。
那只蟑螂被我在打开碗柜的一瞬间发现了。我的尖叫和男友冲过来的速度一样快:"怎么啦?"我指着刚才蟑螂爬过的、现在一片空白无辜的地方说:"蟑螂"。
这样说来,我肯定是见过蟑螂的,要不怎会知道那个东西叫蟑螂。但这些已经不重要了,男友无微不至的安慰和解说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觉得每个碗都是脏的,每根筷子都被蟑螂爬过。既然那个蟑螂跑掉了(我当时哪有今年夏天这般纯熟的灭蟑螂的技术),我的怨气全部转嫁到男友身上。他也真够冤的。在我坚持不懈地盘问下,他招供他刚搬进这套房时,一打开碗柜,里面密密麻麻全是蟑螂。他说:"没事的,宝贝,雷达药很灵的,我只喷过一次,都没了。"他语气轻松地说:"今天你看见的是只漏网的。再喷遍药就行了。"
男友的房里现在全是药水味儿了。因为我坚持把每个角落都喷一遍。在嗓子被呛得发痒的情况下,我既不想做爱,也不想吃饭了。男友的耐心被我的偏执激怒了。问题从娇气、是否该入乡随俗,扩展到我国人民的普遍生活环境,最后升华到我爱不爱他的问题。我的思路则延伸为对郊区的仇恨和对同居生活的厌烦。在此之前,对我们的生活我一直是抱有甜蜜的热情的。他画画,我看书,他做饭,我洗衣裳,周末进城与朋友们喝酒。我操办他除了画画之外的一切外交事务,以便使他更容易地卖出画而我们可以更专心地恋爱。这本是男耕女织的幸福生活呵。在郊区我坐在农民的板车上去菜市场买菜,我在花花绿绿的大马路上拍了一大堆黑白老照片,我看着肮脏的街道与沟壑纵横的脸文思如泉涌,写了一首半诗和两个剧本。在遭遇蟑螂之前,总而言之,我们感觉好极了。
我要搬进城的想法就这么形成了。男友和我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在几天的争吵与冷战之后,重新和美地抱在了一起。男友说,其实这样好,你能更好地做事,我也可以安心画画。我说,是呀是呀。我们相互支撑着,编织出一幅事业蒸蒸日上的图画。我说过我们那会儿还是很有理想的人,在理想主义肥胖的羽翼的安抚下,把说不出口的东西通通变得光明而高尚。
这样,当我刚刚搬进西坝河,环顾四周洁白的墙壁时,我们俩心情愉快极了。这是套崭新的两居室,没人住过。经过男友的培训,我对蟑螂已经有了进一步了解。我知道没人住过的地方,蟑螂出没的可能性接近于零。蟑螂很爱人群,从不肯独居。在入住之前,我们喷了三遍药,又晾了三天,才一古脑地搬进来。上楼梯时我注意到男友一闪而过的忧心忡忡的表情。楼梯很破旧,凭我已有的知识,我知道蟑螂也很爱破旧。不过,我鼓足勇气地想,我的房间一定要做到,出污泥而不染。
去年夏天很漫长,但还是过完了。当时主要的问题是炎热。这个不至于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怨气全发泄到北京这座城市身上。去年夏天还发生了不少琳琅满目的事,但我记不太清了。
夏去秋来,秋去冬来,冬去春来。春天来临的时候,变化已经很大了。我的办杂志计划彻底流产了,这牵扯到另一个故事我现在还不想说起。男友在一个冬天勤勤恳恳地画了一大批新画,我觉得这批画实在没有什么意思。我私下里想是感情把他毁了。感情怎么能给艺术灵感呢,一有了感情,触觉总变得迟钝不堪,还婆婆妈妈的。他后来跟我说我不喜欢这批画是因为我不爱他了。他那时是这么想的。可那时我们什么也不说。我只说:"该做个画展吧?"他说:"对,夏天做吧。"他还安慰我说:"办杂志本来就不适合你。"
然后我在上厕所的时候看见了第一只蟑螂。
确切地说,我在今年四月一个春光明媚的下午,在西坝河一座养育了无数蟑螂的旧楼中,当我正蹲在马桶上如厕的时候,看见了第一只被我看见的蟑螂。几个小时后,这一点推测成为明朗化的事实。
我当时没有尖叫。我一个人在家尖叫是没有必要的。我冷静地顺手扯下一团手纸,把那只优哉优哉经过我脚下,正围绕马桶底部边缘散步的蟑螂按死在瓷砖地上。隔着手纸我捏起它的尸体扔进了纸篓。随后,我起身冲水,洗手,照了照镜子,出门去买灭害灵。
沉重打击是在喷过一遍药后的几分钟里来临的。我喷完后去洗了手出来,瞧了一眼客厅里离我最近的冰箱。十来只蟑螂正从冰箱底部往外爬,好几只挣扎着,滚来滚去。我跑到厨房,狠下心检测阴暗的死角(厨房也是洗衣机排水的地方,下水道周围一直烂糟糟的)。好象没什么动静。我戴上橡胶手套,翻开一块不知为何用的可疑的木头,我倒吸一口凉气,木头从我手中甩出去,砰地砸在地上。
男友很快赶来了。我们俩一起注视眼前的局面。厨房、卫生间、桌子里的抽屉、书架、地上铺的草席、衣柜,到处都是蟑螂的宿营地。男友思索了一会儿说:"四月是繁殖的一季。"
一开始我们还有信心,相信雷达蟑螂死光光的诺言。短短一个星期内我们确实用药水和自己的双手双脚消灭了数以几十计的蟑螂,可一个星期后蟑螂的数量好象没有变动过。我至今狐疑的是,如果我那天没有看见第一只被我看见的蟑螂,是不是我家的蟑螂就会永远安于现状,在地下生活,而不像现在这般大张旗鼓地浮出水面。
那时候我开始写作了。男友正在筹备夏天的画展。蟑螂成为我们四月份的主打话题,到五月份就渐渐淡了。我们新的话题是重复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爱情艺术不可兼得。办一个像模像样的画展是件琐碎的事,他在终日的奔波操劳中,对蟑螂的心也就渐渐淡了。他确实是惦记我的,他好几次跑来帮我做饭灭蟑螂,可我更宁愿一个人面对电脑,或者跑出去跟我新的狐朋狗友喝酒。
我对常常看见蟑螂已经习惯,这并没有降低我对它们的仇恨和灭它们的决心。直到有一天我打扫卫生,到了电脑这一块,从键盘里飞快逃出几只很小很小的黑虫子。有一个笑话说嫉妒面条的馒头看见方便面时大喝一声:你别以为你烫了头我就不认识你啦!此刻我的心情与馒头同。我进一步检查了我的电脑桌,四个抽屉中发现了五只蟑螂。抽屉是密封的,里面有纸张。多好的一个窝呀。能生则灵,蟑螂的计谋跟我国五十年代的人口方针取得一致。我注意到桌面上许多可疑的黑点,原先以为是烟灰和脏物。现在即使是烟灰和脏物,我也不能心安了。我还发现键盘对蟑螂简直是个的游戏迷宫,每一只都挑一个字母或数字住下,安居乐业着,时常串串门。
从那天起我就完全绝望了。
事实再次证明(事实总是在证明不幸),我的绝望很有道理。我后来经常打着打着字瞧见一只蟑螂从键盘里钻出来探头探脑。我后来还听说有人批评我写的东西不连贯,思路不清晰,不知所云等等。他们怎么能了解客观情况呢?主观上我很想一气呵成的,客观上难以为继而已。每逢键盘里爬出蟑螂,我立刻转换注意力,先打蟑螂再打字。打蟑螂可不像打字那样百发百中。反正我对消灭种族已没了信心。打死一个算一个吧。
六月初我向房东提出退房。房东显然很不高兴:"你不说要住两年吗?""实在对不起,我得去趟南方。我在那边有份工作。"
六月我的灵敏度和警惕性空前高涨。我的屋里到处是卫生纸,我的右手时刻拿着一团。虽然我早就不怕蟑螂了,但对其深刻的恶心还保留着。我不愿直接用手碰这种低级下流、黑乎乎、油光光的东西。(我不知叫它昆虫还是动物)。有一次我的男友在追赶一只蟑螂时忽然怪叫到:"我操!蟑螂还会飞!"即使它会飞,我也不愿称其为昆虫,昆虫一般是比较可爱的。它也不配做一个动物,动物一般都很有性格。它倒底是个什么东西?看来我们对它的了解还很不够,所以打不赢仗。
平心而论,这也不是一场战争,仅是一场入侵。蟑螂倒从来没咬过我,从未跑进一盘冒着热气的菜,从不侵犯我手中的茶杯,从不与我争抢老大的地位。它们满足于垃圾筐里的剩菜、水池里的污水,它们在我不用茶杯时将茶杯抚弄个够。从物质上彼此的伤害程度论,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入侵者,光蟑螂药我就买了五、六种,坚持不懈地实施灭绝实验。再加上我越来越灵活的脚,越来越毒辣的眼神,时刻准备着的右手,每天都能消灭三至四只。注意,我说的是平均数值,有时一天弄死个七、八只也不在话下。但是从精神伤害方面看,我彻底地失败,彻底地被损害。蟑螂的无为而治取得了辉煌胜果。前面说过,我已经决定搬家啦。
我不能跟蟑螂和平共处。我一看见它就想灭它,而它们常常被我看见。悲剧就是这样诞生的。悲剧的扩大化在于,我根本消灭不了它。最初,我勤于换药水的品牌,喷的时候不无得意地想,哼,你们还没回过上次的味儿,新的又来啦。我天真地以为长期以往,终会有成效。我简直白读当代哲人的名言了。科技算个什么东西呀,在蟑螂面前,合资公司也好独资公司也好土生土长的公司也好,啥药也没用。估计化学家们也愁着呢。
六月底我跟男友不停地争吵,吵得严肃认真。天气开始燥热,与其大老远跑出门,约个地方汗流狹背地对着吵,不如在电话里吵,方便、随时、省车钱。那时房间里已草木皆兵,一切活动的、静止的、半个指甲大小的物体,只要被我的火眼金睛一扫,立刻现出原型。甚至不用眼睛了,我的触觉遍及全身心。即使漫漫无边的黑夜,浑浑噩噩的静寂中,我也能心酸地感到,它们都在这儿,正和我同床异梦。
男友的画展在七月份如期举行了。我没有在他身边。我对房东只撒了一半慌,我去了南方,当然不是为了工作。男友帮我把两个桌子、三箱衣物、六箱书、七个编织袋搬到他的住处,送我上了火车。离火车发车还有十几分钟时,我们已安顿好行李,在站台上抽烟。周围一大群即将分离的毕业生,抱在一起哭哭啼啼,悲壮地、庄严地依此握手拥抱。我们俩傻站在一旁。发车的鸣笛声迟迟不响。

我的哥哥在蛇口一处高尚住宅区拥有两套公寓。他早跟我描绘过,从窗口望去,一边是山,一边是海。我在火车上一直用此情此景来安慰自己。卧铺的第一夜,我就觉得脖颈发根处发痒,抱着宿命的心情爬起来一看,一只随车旅行的蟑螂。车窗外的灯火忽明忽暗的,隔壁有个婴孩放声大哭,对面有两套呼噜声一浪高过一浪。
在南方我对蟑螂的认识又有了新的飞跃。我独享一套公寓,我的卧房面朝大海,哥哥家的保姆照顾我们一日三餐。我再没什么可抱怨的啦。我非常小资地抱着果绿色浴巾,幸福地来到装修华贵的卫生间洗澡。我发出一声凄历地尖叫。这次我真的没有夸张。像核桃一样大。
我的哥哥嫂嫂都笑起来。我坚持说:"绝对不是蟑螂,是个特别特别大的…"
嫂嫂说:"是呀,南方的蟑螂就是挺大的。"
哥哥说:"好多香港人把它当宠物养呢。"
嫂嫂很体贴地:"你习惯就好了。"
我重新变成个好学的人。我一再要求他们和我深入探讨下去。嫂嫂耐心地向我介绍了家里的蟑螂情况,她像蟑螂一样无为而治地说:"反正灭不了的,这东西。"哥哥说:"你看你,广州人还吃呢,营养很高的。""你们吃过?""那倒没有。"他们同时摇摇头。
我在高尚住宅里保留了在北京低档住宅里的习惯,擦亮眼睛,高度警惕。我以前曾以贫富来判定蟑螂的有无,这是多么地狭隘和愚蠢。我吃东西前把已洗干净的碗筷再冲一遍,打开抽屉后先观察一分钟再伸手取东西。哥哥一家人都是这样做的,神态安详而舒缓。哥哥家有各式各样的蟑螂药。他们定期喷一遍,从他们的热情程度和效果来看,这完全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姿态,就像一日三餐一样仪式化,决不用深究其存在的必要性。每个星期天,睡懒觉、收拾房间、洗衣服、喷蟑螂药、带孩子去公园、去海边吃顿饭、回家玩游戏或上网,这是哥哥一家休息日的例行程序。他们对待蟑螂的平和态度就像对待生活一样。这份从容深深地教育了我。喷药是理所当然的,但决不能因此就有所指望。再说,为什么要仇恨蟑螂呢?为什么不能以爱抚哈巴狗的眼神怜惜它呢?为什么不能像尊敬师长那样尊敬它呢?人类都死光了蟑螂还会活下去,跟蟑螂斗完全是自取其辱。为什么打字时看见有蟑螂经过我不能怀抱一种优美的心情呢。多好呵,两个黄郦鸣翠柳呢。
嫂嫂优雅地举起了灭害灵,手臂在空中摇摆,手指轻轻按下。熟悉药味的蟑螂们纷纷踱出来,像吸大麻那样吸几口,又是星期天啦。随后,蟑螂们有些飞了,摇摇晃晃地跑到大客厅里玩耍。哥哥坐在沙发上看足球报,嫂嫂打开电视看股市行情,孩子在地毯上蹒跚学步。我在陪孩子玩儿。六、七只蟑螂在我们的脚趾头周围爬来爬去。嫂嫂不停地发出叹息声:"怎么又跌啦!"我叫道:"臭宝宝又尿尿啦!"正在厨房做饭的小保姆赶紧跑了过来。
这时,北京那方也传来了蟑螂的消息。男友打来电话:"有件事很糟糕。""画展被封了?""不是。现在我这儿有不少蟑螂,搬家搬过来的。它们还活着。"
男友还说:"没事,我已经喷过两遍药了。你回来后再搬一次家,估计就没了。"
从他的语气中我听得出来,男友同样在进步。他也就这么一说,我也就这么一听。这使我对我们俩的感情生活又重新抱有了希望。
"你再多喷几遍。"我说。
2000.8.23-25

 

 

 

 

 

 

 

 

 

 

 

 

 

这年夏天

1

       方小姐,可不可以,这个,明天看一下你的大学文凭?啊,是这样,我是相信你的。但我和我爱人都是知识分子,租这个房呢,也不想租给乱七八糟的人。现在社会上,你知道,很多单身女孩租房是用来这个

       好的好的,郑先生,我明白。明天我就把身份证护照文凭全带来。

       我的房东知识分子郑先生和郑太太以上海人细致入微的品格与我办理了租房手续,连一边的中介代表都表现出一点不耐烦。我却显得异常温顺体贴。戴金丝边眼镜穿套裙的郑太太一边暗地打量着女房客,一边指使先生数钱。我当然也穿得很淑女,乖乖地回答问题:不远,不远,就在希尔顿饭店办公楼上班。对,是外企。是呀,英语专业挺吃香的。父母啊,挺放心我的。他们住在成都。哦,他们是大学老师。护照啊,是前年去旅游办的。欧洲八国呗。好玩儿好玩儿。真是,人家真是挺富的。对,对对对,好,好好好,哎,文凭您看仔细了,现在街上卖假的特别多,听说硕士卖得最好,博士太高,本科又不够用对呀,现在社会上真有点乱

房东和中介走后,留下了钥匙和一叠契据。天已经开始热了,我脱掉长裙和文胸,点燃一根烟,在三把椅子中挑了一把坐下。四壁被搬得空空荡荡的,剩下来的桌子椅子和床,规矩本份,没什么声响。我站起身,习惯性地抽着烟赤身裸体在屋里走来走去。我审视那张硬梆梆的碎花床垫,想象着郑太太如何躺在上面忍受欲火中烧。那么多个夜晚,当郑先生那么多次踱进卧房,郑太太那么多次就坐在这张床上,神态专注地读着晚报。她庄严的坐姿以及她面口袋一样的土黄色的睡衣,使她看上去象一件老式杨木家俱。郑先生用眼镜片后的余光偷窥了旧家俱一眼,小心翼翼地从另一侧爬上床,翻了翻报纸,很快打了个大哈欠。他嘟囔一声关掉他那侧的台灯,调整睡姿,把后背和屁股留给了郑太太。郑太太同样很快打了个大哈欠。她嘟囔一声关掉她那侧的台灯,翻转身体,后背靠着男人的后背,屁股对准男人的屁股。但两双屁股间还是隔着一腚的距离,以免互相惊动,以致于如今这张床垫,清清白白,没什么可疑的味道。

 

2

这年夏天我住进了一幢居民楼,灰灰的十五层的那种。楼前正对着一所小学校,楼后面,也就是从封闭的阳台望去,风景有被玻璃分割成块的太阳,月亮,河,垂柳,小桥,对面的高楼。租下的房子在六楼,两居室,房间都朝北,有电话,卫生间装修过。这几乎满足了我所有的要求。

现在该做的,就是去看妈妈。

我是先租下房子,见了几个朋友,安顿好日用所需之后,才去看望妈妈的。妈妈住在城市的另一端,为此我花了一个半小时和四十块钱坐着出租车穿过城市。从外观上看,我们的城市并没能做到日新月异,除了多了几座高楼,骑自行车的人依然顶着风沙踽踽前行,路人仍旧喜气洋洋并乱穿马路,出租司机还是喜欢和乘客搭讪。真堵啊。可不是吗。小姐下班回家?没有,去办点事。

妈妈从电话里得知我回来了,并没多说什么。这几年我们之间已建立了互不干涉的相处原则。当初对我的离开她就没多说什么。幸亏她不只有我这么一个女儿,她还有我姐姐。姐姐:三十岁,有钱有房有车,面容娇好,标准的现代成功女士。至于她有没有男人我不太清楚。在我们原先居住的街道,经过女人们添油加醋半慕半妒的嘴,姐姐的故事已成为传奇。传奇中的姐姐更美艳,更放荡,更狡诈,更有钱,够得上一部室内电视剧的剧情。

车临近妈妈家的时候我下了车。我生命里第一次起了这样的念头,我想也许应该给妈妈买点补品。我要去的商场就是她工作了大半生的地方,她在那儿卖了三十年酱油。我在街上找了好一会儿,才确定眼前一家装修豪华的大型超市就是曾经的那家商场。一走进超市我就迅速打消了买东西的念头,购物的人们排成长龙,一排穿红制服戴红帽的年轻姑娘们各就各位,神经质地紧张地收款。

这时候我才觉得,我们的城市还是挺日新月异的。

 

进了家门我想起另外一个问题:妈,你退休了?

我妈:算吧。

我的妈妈失业了。我知道就算说她临时下岗、待岗,她也不会承认。好在她不必担心钱,姐姐是个孝顺女。妈妈已经做好了一桌菜等着我。我们很快坐下来吃饭。妈妈什么也不问,只是给我夹菜,非常客气。我主动说,我租了套房子。妈妈问,那儿安全吗。我说安全。妈妈不作声了。我只好问姐姐的情况。妈妈说她很好,本来要回来一起吃饭,有事走不开。我说我会给她打电话的,你怎么不在姐姐家住了。妈妈说住不惯,在这儿还可以跟老街坊打打麻将。接下去我们默默吃了一会儿饭。妈妈说了一句,老了,不想动了。接着,我们默默把饭吃完。吃完饭我就走了。

 

3

我在新住处注意的第一个人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头。那天我照例去商场买我的必备品烟、酒、牛奶和饼干,提着沉甸甸的塑料袋经过小桥。正是夏日的午后,街上有份难得的安静与倦怠。一个老头站在桥上,面向河水。他手里拿着放风筝的工具,仰着头凝望天空深处。我过桥时,不免被他一直高昂的头所染,也抬起头,想看看他的风筝飞得有多高。天空是淡蓝色的,一望到底,没有他的风筝。我再看这个老头,他的眼神分明跟随着天上的某一点,毫不空洞。我顺着他的视线再次远望,还是什么也没看见。我不禁问道:哎,您的风筝在哪儿啊?老头目不斜视地望着天甩出一句:在哪儿啊?他的手忙于收线放线,他的神态执著表情严肃,他的腔调却和我一样茫然。

有几分滑稽。我把这当作一件事告诉了小罗。小罗仔细地听了,温和地笑了笑,抱住了我。

小罗是我回到这个城市后唯一再叙前缘的情人。情人这个词虽然泛滥成灾,但我不能因此换一个词来歪曲我们的关系。我们之间确实是货真价实的情人关系。也就是说,你有情我有意,但咱俩还是各过各的为好。

小罗没有问我这三年的经历。我妈妈也没有问。在回来之前我多次设想他们盘问的情景,因此编了不少谎言。但他们都没有问。在机场接我时小罗只是说,你好吗?我说,挺好的。小罗说,回来就好,要赶紧跟上这儿的形势。

什么形势?

一要生存二要发展三要发达。

不错啊,你进步了。

我都三十了,再不进步就废了。

走出机场小罗再次证明了他的进步,他是开着辆黑色桑塔娜来接我的。

 

4

租房之前我就一直住在小罗家。小罗现在不画画了,跟别人合作开了家设计公司。三年前,我走之前,他还住在两间没暖气的平房里画着他的波普性感美女。现在他住在亚运村的一套公寓。他告诉我再过一段时间打算贷款买房。

我知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但某种朋友即使境遇不同,还是能很好地相处下去。比如我和小罗。当然如果他沦为了街头乞丐,我也就不会再跟他有什么交情。将心比心,如果我如今在三里屯拉客,他也就不会再与我疯狂做爱。虽然他和许多艺术家小说家一样,都和小姐上过床。但我们首先是朋友,他不会和一只鸡当朋友。我会。因为我不把她们叫成鸡,因为我很可能也是她们中的一员。

在小罗家我住了大概一个星期。开头两天我们回忆了许许多多的往事。我们只谈往事好象最近这三年根本不存在。在对往事的回忆和加工中我们变得心绪缠绵。第三天的夜晚我们听了些老歌,就是罗大佑崔建吉姆莫里森之类,然后一发不可收地做爱。三年前我们听过同样的音乐有过同样的夜晚。三年前发生的事遥远得足以让我们怀旧。怀旧的人总是能当朋友,就象向前看的人能凑在一起干事业。

 

5

从妈妈家回来的那个夜晚,我站在阳台上吹风。夜色中的河是一条想象的河,我对着想象中的河抽掉了半盒烟。

第二天下午我拨通了姐姐的手机。姐姐一听是我就象从前那样发脾气:小蓝啊!妈早说你回来了,也不留个电话。你在哪儿?嗨,离我这儿挺近的。你过来吧。

在那一瞬间我以为时光倒流,我们还是那对争吵中相依为命的姐妹。姐姐已经许久没机会对我大喊大叫了。这种幻觉,直到我走进她的美容院才消失。

姐姐的“莎菲美容院”处于商业繁华的中心地带。这里除了赛特之类的大型购物中心,就是精英云集的独资合资办公楼。满街的建筑、人群、汽车、以及女人手中的商品,都体现出暴发后的中产品味。姐姐见到我时的温文尔雅更印证了这一点。她不再是个穿金戴银、衣服品牌灼目生辉的女人。她穿着一套质地纯正的浅绿色套装,只配戴了名贵却不显眼的耳环。我走进美容院的时候,她正仪态万方地与一名顾客交谈,脸上不时流露出适时并适当的微笑。我一时不知如何与她招呼。她却职业化地对我一笑,做了一个无可挑剔的请坐的手势示意我等一下,然后继续与顾客周旋,直到哄得顾客开心大笑。姐姐陪着笑了数秒钟,不失时机地说,周太太,我去照顾一位客人,失陪了。

姐姐把我带进了里屋,一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办公室。姐姐指着办公桌前的皮椅说,坐,咖啡还是茶?我说茶。姐姐说,你以前不是喜欢咖啡吗。我说戒了,茶对身体好。姐姐在我面前放了杯茶,在我对面坐下来。一时间,隔着办公桌与热茶的水蒸汽,我们没有话说。我于是很想抽根烟,又不好提。妈妈和姐姐都为此和我发过脾气,何况这里还是美容院。这时对面的姐姐从抽屉里拿出一盒烟,熟稔地点燃了一根。

你也抽烟?我真心实意地惊奇了一回。

嗨,抽着玩儿呗,你要吗?

我和姐姐就面对面抽起烟来。姐姐问我怎么样?我说还行。姐姐又表现出中国亲情的伟大气概,问我需不需要钱。我说不用。我说姐姐你这儿真不错。姐姐叹道,难哪,做这种生意,整天跟阔太太们陪笑脸,没事儿就得陪工商管理税务局吃饭经济又不景气

那个下午我主要是倾听者,听我雍容华贵的姐姐向我抱怨开美容院的疾苦。我边听边想象自己面对电视剧中女强人的内心独白。事实上若是电视剧我早就关掉了,而她是我现实中的姐姐,因此我并没有产生不良的联想。

姐姐的诉说告一段落之后,礼貌地坚持让我在她的店做一次面膜。我于是坐在了躺椅上,一位经验丰富的美容师为我清洁面部。旁边的椅子上躺有一个脸上涂满绿色面膜的女人,她本来一直闭目养神,听见动静抬眼瞟了我一眼。这一眼之后她突然大叫起来:哎!方蓝!是你!

我诧异地望着这个女人。

她显然忘了自己脸上敷着面膜:好啊,你跑出去一圈就不认得老同学啦,咱俩可是上下铺啊!快说说,你这几年都去哪儿啦。我们可老说起你,那么早就出去了。结婚了吗?嫁了个洋老公吧

 

       6

这年夏天我回到了北京,在小罗的帮助下很快找到了住房。我回来后见了妈妈,姐姐,小罗,还有从前的几个朋友。没有人问我这几年究竟去了哪里,过得怎么样,回到此地又打算做什么,除了我那位敷着面膜的同学陈晓明。那天美容师很快也给我敷上了面膜。我们俩就并排躺在躺椅上,头上罩着蒸面的头盔,一动不动地说话。陈晓明一开始总是放声大笑,被美容师善意提醒小心破坏面膜之后才有所收敛。我们谈话中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蠕动嘴唇。但这并不影响陈晓明刨根问底的兴致。当初她身为学生会骨干就养成了刨根问底的习惯。对于她的问题我基本上以回答“是”为主,只不过纠正了几点猜测:不,我去的是洛杉机不是纽约。对,对,是。不不,回来没有公事,只是看看亲人朋友。他是做网站设计的。嗨,一般吧。对,美国人。是啊,当然啦。同学聚会?行啊,多年没见了然后我也提了问,你怎么样?某某怎么样?是吗!某某某呢?

那天我基本弄清了同学们的去向。我若是常来这片中产地带,肯定会陆续碰见很多。姐姐在一边默默地听我说话,一句话也没插。我觉得我完全有理由在她的美容院胡说八道,因为我和当年的学生会骨干所谈及的话题实在配得上美容院的氛围,并为之增色,可惜我们还没谈到宠物。

 

7

在小罗家住的日子,我们经常快速喝干一瓶葡萄酒,依依不舍地相对无语。我们也确实再没什么话说。三年前一起疯玩疯闹的日子结束了。三年后的小罗成熟稳健,我也同样地坚决。

小罗在我的新家逗留过两个夜晚,在两个清晨我身边有一个男人爬起来准备上班。第一个清晨他起晚了,上完厕所就匆匆跑出去;第二个清晨他起早了,就做好了一壶茶,抽了根烟。抽完烟他回到床边,慈爱地亲了亲我的脸颊。他知道我醒着:小篮子,我们在一起过吧。我“嗯”了一声。他亲了我的嘴一下,去上班了。后来的夏天,小罗就没再来过。

      

       整个夏天那个老头一如既往、旁若无人地放着风筝,望着天空。很多次我经过小桥,就停下脚步看一看。桥上也经常有别的放风筝的老头,总带着他们的小孙子,欢天喜地合家欢的样子。他们的风筝都清清楚楚地在天上飘扬。而我的老头总是一个人行动,而他的风筝总是去向不明。有一次,我看见一个黑影,但不能确定是不是他的风筝,本来我就有点近视,北京的天空又灰蒙蒙的。还有一次,我听见一个小男孩跟他爷爷说,爷爷爷爷,那个爷爷的风筝在哪儿啊?他爷爷说,嘘——,然后鬼魅地一笑。这种笑容往往是用来形容疯子的。要是说到傻子,人们的表情会再明朗再喜庆一些。

夏末的时候,我经过小桥。疯老头正拿着一块砖头一样的东西,好象从前的大哥大,大声对着它讲话。有一个男人与他擦肩而过,男人也在高声对着空气谈一笔生意。街上竟有这么多自言自语的人。

 

       8

没钱的时候,钱就成了最大的问题。没钱的时候,我常常想起从前没钱的时候,想起从前。

姐姐十八岁去一家大饭店当服务员,直到嫁给了饭店的一名常客。那时她才二十一岁,却比其他如此幸运的女孩英明得多。她没用那男人给的钱去买首饰,却拿去经商。又过了几年,姐姐离了婚。离婚后的姐姐拥有一个解放了的身体和一家美容院。现在姐姐有三家美容院和很多很多她后来疯狂采购的首饰。

妈妈从姐姐去饭店当服务员那天起,就在和姐姐吵架。妈妈在商场当了一辈子售货员,最恨的就是我们重蹈覆辙,干替人服务的活儿。妈妈本就是个固执的人,爸爸生前,妈妈的固执表现在争吵与冷战,爸爸死后,妈妈的固执集中于把两个女儿培养成大学生。那段日子度日如年。妈妈一无所长,除了在商场挣加班费,没有额外的收入,于是整日整夜的加班,供养上高中的姐姐和上初中的我。别的售货员吵到我家门口:谁家没有儿女在读书,谁家不指望儿女考上大学,怎么就你需要加班费呢?怎么就你哭哭啼啼去求领导呢!怎么领导偏听你的话呢?玩儿什么猫腻啊!

那时几个女人在门外吵,我和姐姐在屋里做功课,妈妈在一旁平静如水地淘米。我和姐姐不敢看妈妈的脸色。我们象三只冬天受伤的动物,蜷在洞中,满怀坚忍与希望。

妈妈舔着伤口,等待我们考上大学。姐姐往伤口里撒把盐,发誓此生远离贫困。我将伤口伤得更深,决意远走。离开愚蠢、离开安排、离开此地。

我们都一样的固执,不象我懦弱的父亲。

 

9

我和小罗的情人关系断绝了之后,有一阵小罗频频约我在外面见面,说好两个人喝一杯,但每次位子上都坐了一大帮人。小罗每次都隆重推出我,为我编一个明亮的简历,再为我叫上一杯很酷的酒。我也就慢慢习惯,面对导演我是编剧,面对出版商我是新锐作家,面对商人我是搞艺术的,面对搞艺术的我就做东西文化交流。总之面对男人我是女人,面对女人我是小罗的妹妹。这样的结果是面对小罗,我什么也不是。

有一天我们又在一起了。我醉得不成样子,小罗把我带回了他的家,在楼下我对着一棵树呕吐。他陪着我,看着我,在那一刻爱着我。我们躺在了床上,第一次不再怀旧。

你是不是很想把我卖出去?

你干吗总那么偏激。

我自己会卖的,不用你帮。

我的头很晕,我摸着他结实的温热的皮肤,就象摸一个陌生的男人。一个陌生的男人摸上去,就象是所有的男人。我躺在他怀中,偷偷地激动起来。

小罗用手指抚弄着我的耳朵,满嘴酒气:要不就嫁给我吧。

我象爬树一样爬到他身体上,用嘴唇堵住了他的醉话。

 

10

第一天晚上跟我回家的男人一开始显然有些误会了。他的职业不是记者就是电视剧编导,反正都差不多吧。他长得不难看,穿着白T-shirt和牛仔裤,三十岁左右的年纪。我长得也不难看,穿着黑色紧身背心和牛仔裤,二十五、六岁的样子。他抽烟,我也抽烟,他独自喝酒,我也独自喝酒。后来我们就一起抽烟一起喝酒。后来我们都有了些醉意。后来他站在了我的屋里,看见我铺在桌上的文稿,仿佛激动起来。我生怕他要跟我谈他旧日的理想,于是用手堵住了他的嘴巴。他立刻反映过来,现实主义地抱住我。我虽然有些醉,但还是现实主义地低声在他耳边说:一次六百。

       第二天,我认真反思了男人的落荒而逃。行有行规,在以后的日子里,在夜晚我总是严格地穿起吊带裙,描上眼影,抹上胭脂,在与镜子告别之前涂上玫瑰色的口红。

 

三年前,走之前,我预想过很多场景,发生的却大多是没有预想过的。这以后我开始设定。设定比起预想,无疑要现代得多。现代的东西就是现实。我明白了这一点,就象一个问号变成了一个分号。我平静如水,回到了北京。虽然我记得,每一个北京的夏天都不好过。

我的赚钱行为和我的工作性质有关。我的工作是写,也就是说,我每天工作的结果是花钱而不是赚钱。但我已经设定好了,我不能让钱困住。不仅为了生活,也为了写作,我不想让我写的东西有穷人味,也不想它有富人味。我甚至不想让它有女人味,因为我已经是女人。这样想下去也很可怕,我写的东西是否有人味呢?虽然我也是人,但人味是什么,我一时也说不清。也许我写的字,仅仅有这年夏天的味道。夏天的味道,我们每个人闻起来都不一样。这就好了。

我渐渐熟悉了我的两居室,并对它进行了合理的划分。一间是白天的花钱的,一间是黑夜的赚钱的。白天的屋子有一张桌子和一台电脑,黑夜的屋子有一张床。我从前有过不少颠倒黑白的日子,现在只想黑白分明。现在我需要阳光,即使是远处的阳光。对面的高楼已经把阳光遮挡得严严实实,照不到我的阳台上了。

 

11

最近小罗和我很少见面了。他很忙,有时晚上打来电话,我总说我也很忙。姐姐没有消息,偶尔我给她打个电话,听她诉诉苦。我有点担心她提前进入更年期,又不敢建议她找一个心理医生。我又回过一次家。妈妈又做了一桌菜,这次我陪她看了一会儿电视。我的房东对我很放心,收了房钱就再也没出现过。如果他们闻到床单上的气味,肯定心潮澎湃,然后把我轰走。

夏天已经快到尾声了。放风筝的老头天天在桥上走来走去,对着那块砖头说话。路人都躲着他走,我也不例外。砖头还是大哥大,都挺有攻击性。

这年夏天什么也没发生,但一切都在进行。在秋天来临之际,我站在桥上,面朝河水。为了纪念这个夏天,我决定继续这么干下去。

 

       12

       姐姐高中一毕业就去饭店工作后,妈妈把全部希望放在我身上。我也把全部希望放在自己身上:考上大学,离开家。我们的希望都实现了。妈妈的幸福并没有维持多久,我大学前三年都在逃课,与校外的人鬼混,第四年就退了学,跟一个男人跑了。那时候姐姐正在筹备她的第二家美容院,她递给我一沓钱,从那时起就不再与我争吵。走之前我回家收拾东西,妈妈在一旁淘米。妈妈一言不发,也没有看我一眼。我拿好了东西就跑出了家门。

       我在外面的第三年给妈妈打了个电话。我说妈,我是小蓝。妈妈好一会儿没说话。我在公共电话亭里,拿着听筒的手快撑不住了。妈妈的声音终于虚弱地飘过来:你平安就好。

       我挂了电话。我在电话亭里放声大哭。隔着滴雨的玻璃,我看见外面等待用电话的一个男人,正阴郁地看着我。

 

20004